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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 不過,長此以往就會產生一個非常怪異的結果:公職有限、僧多粥少。
天啟七年(1627)8月24日朱由檢登極,同年11月1日,打發九千歲魏忠賢去鳳陽守陵,5天後,魏公公自殺身亡。有的人能夠當上皇帝,是靠自己拼搏擊殺大半輩子,才辛苦打下的江山,譬如明太祖朱元璋。
甚至,當今之世,還有一些據說是什麼大師名嘴的無聊人,創造出「崇禎型人格」這類專有名詞,以便扣在現代政治領袖頭上,看來崇禎兄真是一黑到底了。沒有歐洲列強的頻加干預(當時沙俄在遠東的力道太弱,可以不算),康熙才能夠大顯身手。作為所謂的「千古一帝」,康熙皇帝通常是和古往今來的偉大君主,比如時間縱向的唐太宗、明成祖,乃至空間橫向的法國「太陽王」路易十四(Luis XIV, le Roi Soleil)、俄國的彼得一世(Peter the Great)等作比較,至於各種讚美,什麼勵精圖治,什麼華夏天威,這裡就不多說了。誠然,能當皇帝的人,不能說是歹命」 另一位則是希臘天主教社群的領袖,亨利・法拉翁,他一生致力於折衝協調基督徒與穆斯林社群。
此後公寓可以分開銷售。然而這段黃金年代也看著貝魯特從美好天堂轉為視覺惡夢,就像伊斯坦堡與亞歷山卓等其他城市已經開始出現的趨勢。國民黨隨著轉型正義工程的推進,已不再像過往家大業大財庫大,加上選民結構的改變,黃復興黨部的存在與經費支出顯得特別突兀,尤其近幾年積極的招兵買馬,所屬黨員人數一直居高不下。
因此近幾年關於黃復興的存廢問題,逐漸浮出檯面,但國民黨內的輿論始終呈現兩極化。Photo Credit: Unknown@Wiki Public Domain 把黨國色彩的黃復興,留在台灣民主化之前 看完乾隆皇帝的出旗為民之後,回來看看國民黨跟黃復興黨部的問題。乾隆皇帝曾就官場的風氣感嘆:「我子孫若能恪遵朕訓,庶不致為奢靡所移。《清實錄》中有一段話的描述相當生動:「外省旗人,除披甲當差外,無路上進。
廣其謀生之路:讓你離開,是因為你會過得更好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曾兩度推行「出旗為民」政策,之所以選擇了漢軍,並不是因為排擠漢軍,而是有清楚的兩大執行準則,分別為「時間」與「社會適性」。而閑散之人,外省即有親友可依、及手藝工作、可以別出營生者,皆為定例所拘,不得前往,以致袖手坐食,困守一隅,深堪軫念。
其餘各項人等,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,或有族黨姻屬在他省者,朕意欲稍為變通,以廣其謀生之路然而,過往這些特務隱身在機密資料與化名背後,後人難以知道,當時的祕密組織扮演什麼角色?對近代台灣的歷史命運,是否產生關鍵影響?研之有物邀請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林正慧助研究員,帶領讀者打開檔案櫃,一步步揭開戰後台灣特務群體的神祕面紗。隨著檔案資料解密,過往噤聲的歷史正逐步被重新理解。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年代,情治人員的身影猶如鬼魅,現身受難者的噩夢裡長年作祟,最終卻只在案卷上留下一個化名,再無線索。
對日戰爭期間,這個神祕組織由傳奇人物戴笠領導,逐漸發展為蔣介石政權最龐大的特務諜報機關,執行情報蒐集、暗殺、反間等各項祕密任務,同時防範敵方間諜的潛伏滲透。因此,除了陸續渡海來台的情報人員,情治組織也開始吸收在地成員,特務群體的隊伍日益壯大。過往,「人人心中都有個小『警總』」是人們口中的情治機關代稱,但林正慧提到在二二八事件中,「保密局台灣站」其實扮演了關鍵角色。從這個角度來說,特務組織在台灣近代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,特別是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。
獲取情報後,經由層層傳遞,往南京本部發送。然而,台灣才剛剛脫離日本統治,特務機關是如何進行組織運作?又如何佈建台灣在地的情報系統? 從口述資料顯示,初期因為毫無地方網絡基礎,運作相當艱困。
1941年,軍統局開始對台展開情報偵蒐,設立專門的單位與訓練班,招募地緣關係相近的閩人、粵人成為特務,但尚未取得很好的進展。國民政府正式接管台灣前,情報單位就已經來偵查 時間回到1945年9月1日,第二次世界大戰剛落幕不久,一艘前往台灣接運戰俘的美國軍艦在基隆港緩緩靠岸。
根據已揭密的檔案,特務系統對當時台灣局勢的危急性,或許有誇大的嫌疑,包含在軍隊抵達台灣當日,便立即回報「情況萬分緊急,有隨時失陷可能」。情報網羅之密集激烈,甚至還會發生「互相踩線」,舉報到不同情治系統的「自家人」。船上有兩位自稱為上校的中國人,但真實身分其實是國民政府「軍統局」的特務——顯然在正式接管台灣以前,情治系統已率先登島,佈建情報網絡。他們同時參與了搜查逮捕、祕密處決,以及「清鄉」等浮濫捕殺的行動。保密局台灣站也由林頂立擔任首任站長,展開情偵業務。其後長達 38 年的戒嚴,讓許多政治受難家庭終生活在白色恐怖陰影下。
所幸,在這場對局裡,歷史學者並非毫無勝算。「台灣隨時有失陷可能」二二八事件,保密局誇大呈報 林正慧提到,當時台灣的特務以情報蒐集為主。
不只在二二八當下,事件趨平息的中後期仍強力蒐集「叛亂」情報,四處舉報有嫌疑的逆黨分子。這些情報單位互不相謀、甚至互相掣肘,形成了複雜的情報體系。
保密局台灣站之下設置多處據點,每個據點另設通訊組、學運組、工運組、偵查組等各式單位,配置保密通訊員、義務通訊員、通用人,也會接觸地方線民蒐情。待到二戰結束,軍統局才正式抵台設立台灣站。
他們使用各種祕密手段,扮演威權統治者的耳目,也經常是國家暴力的執行者。長時間參與檔案解讀的林正慧,透過資料的交叉比對、歸納分析,已能破解部分神祕化名,辨識出情治組織與人員的真實身分。從口述資料顯示,保密局站長林頂立便曾率領一千多名人員,公然搶劫、威嚇毆打,還進行逮捕處決等行動。不過,最讓林正慧印象深刻的,是特務在二二八事件使用的反間、分化手段,甚至趁機構陷誣告。
」她以「保密局台灣站」檔案為核心,逐步解碼這些不為人知的特務,直接或間接推動了哪些歷史事件。檔案內容也顯示,台灣站的通訊員佈下天羅地網,全面監控。
圖片美化|林洵安) 先給學生武器,再叫同事去抓?特務不只情蒐,更構陷誣告 在二二八這場歷史性的災難,特務的角色遠遠超過傳遞情報或羅織罪名。當時,這名保密局特務滲透混入台北的「二二八處理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「處委會」),隨時上報人員、行動的情資,而且刻意煽動參與者的情緒,製造動亂。
軍統局的全名是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」,最初為1930年代初期成立的「特務處」。不同派系的特務系統,也趁機整肅異己,相互鬥爭、爭奪資源。
但回到真實世界,當國家機器恣意濫權,情治機關不受監督的行動很可能造成社會集體恐懼,留下難以平撫的歷史傷痕。他們蒐集的情資,透過組、站乃至於南京保密局本部,一層一層往上呈送。後來在二二八事件,許德輝也扮演非常關鍵的「間諜」角色。篩選後的「重要」情報,最終傳遞到蔣介石眼前,成為決策參考。
當時的台灣作為「敵方」領地,以及日軍展開南進的據點,自然也是重點偵查目標。採訪編輯:陳韋聿|美術編輯:林洵安 戰後的台灣,曾存在一群效忠於黨國的特務。
他們上呈的報告,很可能影響了中央政府派兵鎮壓,以及後續一連串「清鄉」的決定。然而,在戰後初期,台灣還有許多不同系統的特務組織,比如中統局(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)、警總(警備總司令部)調查室與第二處、憲兵第四團特高組⋯⋯等等。
他原本是地方角頭流氓,進入特務系統後,便持續運用地方關係,祕密吸納各式社會人士,潛伏安插在不同行業角落,比如酒家、茶室的工作者。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許德輝。